＂妈，小舅参加高考，您真要用嫁妆帮他？＂我看着母亲将那只红木首饰盒放进布袋，心里忐忑不安。

她只是轻轻＂嗯＂了一声，眼里却有我看不懂的坚定。

那是1982年的春天，我们一家住在县城边缘的筒子楼里，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，一家三口挤在一起。

屋内陈设简单，一张木床，一个衣柜，还有父亲单位发的一台黑白电视机，是我们全家的骄傲。

晚上七点，整栋楼的人都会打开电视，收看《新闻联播》，然后是《西游记》或《霍元甲》这样的连续剧，整个楼道里回荡着同步的声音，此起彼伏。

父亲在钢铁厂当工人，每天骑着永久牌自行车上下班，车把上总挂着两个铝制饭盒。

母亲在纺织厂上班，是车间里的女工，手上常年有纺织留下的老茧，批发价买回的纱线，在煤油灯下织成毛衣，省下不少钱。

日子虽不富裕却也踏实，家里有收音机，有缝纫机，还有几张粮票和肉票贴在厨房的墙上，随时可用。

母亲的那些嫁妆——金耳环、银手镯，还有一条祖母传下的玉坠，是她最珍贵的财产，平日里锁在抽屉深处，只有逢年过节才拿出来戴一戴。

每次拿出来，她都会小心翼翼地擦拭，然后对着镜子照一照，脸上带着少有的满足。

小舅比母亲小十岁，成绩一直很好，却因为家境贫寒，初中毕业就去了生产队干活。

＂脑子活泛的娃，跟着队里种地，可惜了，＂村里的老支书常说，＂要是赶上好时候，准能考大学。＂

那段日子，小舅常常抱着从县图书馆借来的书，在煤油灯下看到深夜，眼睛熬得通红。

有时候，他会坐在村口的大石头上，看着远处县城的灯光发呆，那里有知识，有未来，有他梦寐以求的大学。

母亲每次回娘家，总会给他带些纸笔和几本书，偶尔还会塞给他一两块钱买参考资料。

有一次，我看见母亲从市场上买了两斤猪肉，却只带了半斤回家，另外的一斤半，包好了带回了娘家。

＂我爸妈和弟弟，三个人总得改善一下生活，＂母亲解释道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＂咱家有肉票，他们那儿没有。＂

＂咱们家能不能不管闲事？＂父亲坐在八仙桌旁抽烟，烟雾缭绕中，他的眉头紧锁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。

＂你弟弟又不是没手没脚，怎么老是要咱们接济？＂他拍了拍桌子，震得搪瓷缸里的茶水晃动。

＂再说了，你那点嫁妆，留着以后给孩子上学用不好吗？你爹娘给你的东西，你就这么不当回事？＂

＂老赵，你不懂，＂母亲边整理布袋边说，＂我弟弟是个有出息的，就是没机会。＂

她停下手中的活儿，眼睛望向窗外飘落的雨丝，＂现在国家恢复高考了，他要是考上大学，一辈子就不一样了。＂

＂可是咱家也不宽裕啊！＂父亲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，发出＂嗤＂的一声，＂工厂里的奖金都发不下来，日子能好到哪去？＂

＂再不宽裕也比我娘家强，＂母亲叹了口气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布袋的边缘，＂我要是不帮，他连考试费都交不起，更别说买复习资料了。＂

＂那他高中也没上完，怎么参加高考？＂父亲皱眉问道。

＂现在可以自学，然后参加同等学历考试，＂母亲回答，声音里有少见的坚定，＂我去打听过了，只要有初中毕业证就行。＂

父亲看着母亲的样子，最终只是摇摇头，没再说什么。

他知道，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，一旦下定决心，比谁都固执。

那段时间，邻居王大妈来串门，看见母亲在收拾首饰，忍不住问：＂赵家媳妇，听说你要卖嫁妆？不怕婆家人说闲话啊？＂

＂春草不怕牛羊踩，自有根在泥土里，＂母亲微微一笑，＂帮自己亲弟弟，天经地义的事，有什么好说的？＂

＂可你婆家也不容易啊，＂王大妈压低声音，＂听说钢铁厂这几个月效益不好，工人的奖金都减了。＂

＂再难也就这几年，＂母亲把玉坠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，＂等我弟弟有出息了，不就好了吗？＂

母亲的坚持最终战胜了父亲的反对。

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我跟着母亲去了当铺，路上两旁的杨树刚抽出嫩芽，风一吹，影子在地上摇曳。

县城的街道不宽，两边是带着雨檐的老房子，行人来来往往，有推着三轮车卖冰棍的，有扛着扁担叫卖的，有穿着蓝色工装、骑着自行车的工人。

当铺在一条小巷子里，门口挂着＂鑫记当铺＂的木牌，已经有些掉漆了。

我看着母亲将那些心爱之物一件件拿出来，那条玉坠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，是母亲过门时祖母亲手戴在她脖子上的。

当铺老板姓李，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戴着一副老花镜，眼睛后面是精明的目光。

他认识母亲，一边鉴定一边忍不住问：＂赵家媳妇，这些可是你的命根子啊，舍得？＂

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＂母亲笑了笑，将李老板给的钱仔细折好，放进内衣口袋。

出了当铺，母亲的步子突然轻快起来，脸上的表情也舒展了许多。

回家路上，我问母亲后不后悔，她摸着我的头说：＂人这辈子，有些东西比金银珠宝值钱多了。＂

我似懂非懂，却记住了她眼中那份坚定，像是冬日里的一把火，能融化所有的寒冷和犹豫。

隔壁李婶知道这事后，摇着头对院子里的人说：＂现在的年轻人，太不知道轻重了，自己家都顾不过来，还惦记着娘家人。＂

＂可不是嘛，＂老刘接过话茬，＂娘家兄弟有出息没出息的，跟她有什么关系？自己过好日子才是正经事。＂

这些议论传到母亲耳朵里，她只是淡淡地说：＂自家的事情，自家知道。＂

那年夏天，我第一次见到了认真备考的小舅。

他住在县城里我家附近租的一间小屋子里，屋子不大，只够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却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桌上摞着高高的参考书和习题集，窗台上放着几盆绿植，是他从村里带来的，说是看着心情好。

小舅瘦高个子，皮肤黝黑，眼睛却格外明亮，说话时总是带着笑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。

＂姐夫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，＂他坐在我家的饭桌前，吃着母亲特意做的红烧肉，腼腆地说，＂等我考上大学，有工作了，一定会报答你们的。＂

父亲这时脸上的表情才缓和了些，递给小舅一根烟：＂好好学习，别想那么多，考得上就是对你姐最大的报答。＂

小舅那段时间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，晚上常常到凌晨两三点。

母亲担心他的身体，经常做些好吃的送过去，有时候是一碗面条，有时候是几个馒头夹菜。

有一次，我跟母亲去送饭，看见小舅桌上放着一个小铁盒，里面装着一块手表，是当年生产队发的奖品。

＂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，＂小舅不好意思地笑笑，＂如果如果我考不上，至少还能卖了，把姐的嫁妆钱还回来一部分。＂

母亲听了，眼圈一下子红了，转身出去摘院子里的青菜，掩饰自己的情绪。

那年夏天，小舅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全村人都来道贺。

那天，我家的小院子里挤满了人，村里的老支书还带来了一面＂学习标兵＂的红旗，说是全村给小舅的荣誉。

小舅站在人群中，脸涨得通红，一遍遍地说着＂谢谢＂，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落在母亲身上。

我至今记得他临走时，握着母亲的手，红着眼眶说：＂姐，这份恩情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＂

母亲只是笑，眼里却闪着泪光：＂好好学习，别的不用想。＂

小舅走后，父亲对母亲的态度也柔和了许多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听见父亲小声对母亲说：＂你看人比我准，弟弟真的考上了大学，你这个决定没错。＂

母亲轻轻应了一声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但从那以后，她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十几年过去。

1997年，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全国，父亲所在的钢铁厂宣告破产，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，就让工人们回家等通知了。

母亲的纺织厂也开始大规模裁员，车间里的老人优先被辞退，母亲拿着一纸解聘书回来，脸色苍白。

那段日子，家里气氛沉闷得像要下雨的天空，父亲整天坐在院子里抽烟，母亲则在市场上摆了个小摊，卖些自己做的小吃补贴家用。

我刚考上大学，面临着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全家陷入困境。

＂要不我先不上了，找个工作帮补家用？＂我对愁眉不展的父母说，心里却痛苦不已。

为了这个大学梦，我熬了多少个通宵，做了多少套试卷，如今却要被现实击碎。

＂不行！＂母亲斩钉截铁地说，声音里有让人不敢反驳的力量，＂咱家就是砸锅卖铁，也得让你上大学！＂

父亲在一旁叹气：＂可是咱家现在这样，拿什么供孩子上学？＂

＂我多摆几个小时摊，每天多赚点，＂母亲的声音轻了些，但依然坚定，＂再不行，还有我那些金手镯，当年就剩下两个，现在应该能值些钱。＂

听到这里，我的心一阵刺痛。

当年她变卖嫁妆帮小舅，如今又要变卖仅剩的首饰供我上学，这个瘦小的女人，肩膀上扛起了多少重担啊。

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，一个意外的访客出现了。

那天下午，我正在院子里晾被子，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来。

小舅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，风尘仆仆。

多年不见，他瘦了许多，眼睛却更加明亮有神，身上的西装虽然不是什么名牌，却很整洁，给人一种干净利落的感觉。

＂姐，姐夫，我来了。＂他大步迈进屋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＂这是孩子上大学的钱，全额的，够四年用的。＂

母亲愣住了，父亲也放下了手中的报纸，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

＂这这怎么好意思？＂父亲惊讶地看着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，＂你自己也不容易＂

小舅当年毕业后曾回家探望过几次，我们都知道他工作不太顺利，在省城几经辗转，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。

＂我不过是还个人情罢了，＂小舅笑着说，把信封放在桌上，＂姐当年若不是变卖嫁妆，哪有我今天？＂

他看了看满脸惊讶的我们，又补充道：＂别担心，这钱来路正当，是我这些年的积蓄，现在拿出来正好用在刀刃上。＂

母亲接过信封，手有些发抖，眼中泛起泪光：＂弟啊，你有心了，可是这么多钱，你从哪来的？听说你工作不太顺利＂

这时，院子里飘来邻居家做饭的香味，混合着傍晚的微风，让人心里升起一种温暖的感觉。

小舅叹了口气，道出了实情。

原来他大学毕业后，没能如愿进入国家机关，在一家外企做了两年，又被裁员。

之后他尝试做过贸易，开过小商店，几次创业也都失败了。

正当他一筹莫展时，偶然发现县城里的学生缺乏安静的学习场所，于是他凭借着大学里学到的知识，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租了一间门面，办起了一家自习室，专门为备考的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境。

这个小生意虽不起眼，却在教育升温的年代里渐渐有了起色。

后来，他又添置了一些图书和复习资料，提供给学生们借阅，自习室的名气越来越大，甚至吸引了周边乡镇的学生。

＂最重要的是，＂小舅眼中闪着光，＂我在自习室里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奖学金，叫＇姐姐的嫁妆＇，专门资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贫困但有志气的孩子。＂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一群笑容灿烂的年轻人，背景是各个大学的校门。

＂这些年，已经有十几个孩子在我的帮助下考上了大学，有的已经毕业，在各行各业做出了成绩。＂

听到这里，我不禁热泪盈眶。

一直以来，我只知道母亲帮助了小舅，却不知道她的这份恩情已经传递给了那么多陌生人，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更多人的前路。

＂当年姐把嫁妆变卖给我上学，其实是放弃了自己进城工作的机会，＂小舅看着母亲说，神情严肃，＂那时候姐姐本来可以通过纺织厂的关系，调到省城去的，条件是自己负担路费和安置费。＂

＂可姐姐把所有钱都给了我，自己却留在了这个小县城，一待就是这么多年。＂

我震惊地看着母亲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母亲的眼神有些躲闪，轻声说：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不提也罢。＂

＂我发过誓，这份恩情，我要还三代。＂小舅坚定地说，＂从我到我的孩子，再到我的孙子辈，都要记得这份恩情。＂

那个夜晚，我们聊到很晚。

小舅临走前，送给我一本笔记本，扉页上写着:＂知识改变命运，善良传承希望。＂

那本笔记本陪伴我度过了大学四年，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，就会翻开它，想起母亲和小舅的故事，重新找回前进的动力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本可以留在大城市，却选择回到家乡，利用所学专业知识，创办了一个返乡青年扶贫项目，帮助更多的农村孩子接受教育。

我的办公室里，挂着一张老照片，是母亲年轻时穿着嫁衣的样子，脖子上戴着那条玉坠，笑得灿烂。

每次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想起她变卖嫁妆的那个春天，想起她眼中的坚定和她对知识的信仰。

有一天，一个面容黝黑的农村孩子来到我的办公室，怯生生地问能不能申请资助。

他的成绩很好，但家里条件困难，父母都是农民，供不起他上高中。

我看着他渴望的眼神，想起了当年的小舅，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后来这个孩子果然没有辜负期望，不仅考上了重点大学，还获得了国家奖学金。

临走时，他送给我一个手工编织的钱包，说是母亲做的，希望我能收下。

＂老师，＂他声音有些哽咽，＂我一定会像您帮助我一样，去帮助更多的人。＂

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明白了母亲当年的选择。

她或许并不知道小舅最终会有什么成就，但她坚信知识的力量，相信一个受过教育的人，能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。

如今，我的扶贫项目已经帮助了上百名学生，其中有不少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。

每当看到那些孩子们认真学习的样子，看到他们眼中闪烁的渴望和希望，我就想起当年母亲和小舅眼中的坚定。

那份坚定穿越时空，跨越代际，成为照亮黑暗的光明。

母亲的嫁妆早已不知去向，但那份情谊却像一颗种子，在我们家族和更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，见证着一个普通家庭教育观念的变迁与传承。

去年春节，全家聚在一起吃团圆饭，已经满头白发的母亲突然说：＂当年变卖嫁妆的事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＂

她看着小舅和我，眼中满是欣慰：＂看到你们现在的样子，我就知道，当初的选择是对的。＂

父亲在一旁笑着说：＂你啊，就是心软，不过这次我承认，你比我有先见之明。＂

小舅举起酒杯，向母亲致敬：＂姐，你的嫁妆没有丢，它变成了无数人生命中的光。＂

我也端起杯子，心中满是感动和骄傲。

这或许就是最珍贵的嫁妆——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一种精神，一种信念，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它教会我们，人生最大的财富，不是口袋里的钱，而是心中的爱和对知识的渴望。

在这个普通的家庭里，一个普通女人的选择，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，也为我们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。

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望着窗外的星空，总会想起母亲当年在当铺前的背影，瘦小却坚定，普通却伟大。

这就是我的母亲，一个用嫁妆点亮希望之灯的平凡女人。

她的故事，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，激励着我，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