媒事风波

＂三千块钱，不多吧？我弟娶媳妇的损失费，你得赔！＂大伯母王桂香双手叉腰，一脸理直气壮地站在我家门口。

我一时语塞，望着这位从小看我长大的长辈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。

我叫刘巧云，九二年嫁给了王家村的王建民。那时候，乡下人结婚，男方要准备＂三转一响＂——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和收音机，女方要备齐＂四件头＂——被褥、衣柜、茶几和暖瓶，已经是不小的开销。

婚礼那天，村里的广播站专门放了一首《说句心里话》，那歌词唱得多好啊：＂说句心里话，俺们结婚不图啥，只要两颗心相爱，一辈子不分家。＂

可日子哪有歌词唱的那么简单。

我和建民都是县纺织厂的普通工人，每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三百元。建民每天骑着他那辆＂永久＂牌自行车上下班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攒了整整三年，才在县城边上买了这套六十平米的小房子。

每到月底，我都要拿着布票、粮票和细心记录的账本，到供销社排队购物。猪肉要肉票，细粮要细粮票，就连一块香皂，也得掰开算计着用。

＂咱俩勒紧裤腰带，也不能苦了妈。＂建民总这么说。

婆婆李秀英，一辈子操劳，脸上的皱纹像地里的沟壑一样深。她没念过多少书，却有一颗比蜜还甜的心。村里谁家有难事，她总是第一个提着自家腌的咸菜去帮忙。

婆婆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堂哥王建国的婚事。

建国比建民大三岁，在县拖拉机站当修理工，一个月八十多块钱工资。别看他长得结实，说起话来却总是结结巴巴的，走路时也总是低着头，像是怕别人看见他似的。

＂咱农村人，讲究个传宗接代。你看隔壁李家老三，比建国还小两岁，孩子都会打酱油了。＂一到炕头夜话的时候，婆婆总是叹气。

＂建国这孩子，老实本分，就是不会说话，得娘帮衬着点。＂

八十年代末，我们那个县城，流行着一句话：＂好男不离机关门，好女不嫁车间人。＂那会儿，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身份，在农村姑娘眼里，比天上的星星还亮。

一个修理工，想娶个称心如意的媳妇，谈何容易。

去年春天，婆婆托县棉纺厂的王师傅介绍了一个姑娘。那天，我陪婆婆和建国去了县城的＂红日茶社＂，那还是县城里为数不多的＂洋气＂地方，一杯茶要两块钱，顶我半天的工资。

婆婆特意让建国穿上了存了半年才买的的＂的确良＂衬衫，还往他头发上抹了一点点＂三五＂牌发蜡。建国紧张得手心直冒汗，一个劲地用手绢擦额头。

＂记住啊，人家姑娘要是问你工作，你就说是机械师，听起来体面。＂婆婆反复叮嘱。

谁知道，等了一下午，姑娘始终没露面。后来才知道，人家听说建国只是拖拉机站的修理工，担心以后日子过不好，就临时变卦了。

＂现在的姑娘，眼光高着呢！＂婆婆失望地叹气道，却没有放弃。

在婆婆心里，建国就像是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，看着不起眼，可结的枣子却又大又甜。她相信，总会有人发现建国的好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们挤在县城到村里的班车上。车厢里满是回乡的人，大家的衣服上都带着柴火和泥土的气息。婆婆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，眼里有说不出的心酸。

＂巧云啊，你说，咱农村人家的孩子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＂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能握住她粗糙的手。

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婆婆像是上了发条一样，四处奔走。先是纺织厂的张会计的侄女，听说是个中专毕业生，对象得有正式工作才行；后来是县供销社的林主任的表妹，看到建国憨厚的样子，直摇头说＂不合适＂；再后来是邮局的售票员，嫌建国家里条件太差，当场就拒绝了。

每一次相亲，婆婆都要准备一盒＂大前门＂香烟和两斤水果，自掏腰包请客送礼，一来二去，搭上不少钱。

＂妈，别折腾了，随缘吧。＂建民看婆婆辛苦，忍不住劝道。

＂哪能啊，当妈的不操这心，谁操？＂婆婆揉着发酸的腿，眼圈微红，＂咱们王家几辈子单传，好不容易出了两个儿子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建国打光棍。＂

有时候，夜深人静，我会听见婆婆在小屋里偷偷掰着指头算账，把家里有限的积蓄一分一毫地计划着，就为了给建国再找个好姑娘。

＂秀英，你又何必呢，＂大伯母王桂香常在村里的打谷场上说，＂建国这孩子，命里八字硬，怕是娶不上媳妇了。＂

每当这时，婆婆总是笑笑，轻声说：＂老天爷不会亏待老实人的。＂

上个月，婆婆又联系了邮电局的一个姑娘，叫方丽丽，是县城有名的＂文艺骨干＂，常在县文化馆的晚会上唱歌。

这次大伯母非要跟着去，说是＂把把关＂。我心里直打鼓，大伯母王桂香在村里出了名的精明，生怕她说话不得体，坏了建国的事。

那天，婆婆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两斤上好的点心，我还帮她在纺织厂的福利商店买了一条＂蝴蝶＂牌香皂，包装上有个漂亮的外国女人，闻起来香喷喷的。

我们在县城＂胜利饭店＂订了一桌饭，那可是县城最好的饭店，盘子是白瓷的，筷子是竹子做的，不像家里用的那种缺了口的搪瓷碗。

方丽丽穿着时髦的喇叭裤，烫着当时最流行的卷发，脚上是一双带坡跟的皮鞋，看起来挺干练。

刚开始气氛还不错，方丽丽虽然不怎么说话，但是看样子对建国还算满意。可大伯母却越聊越来劲。

＂我们建国啊，工作是苦了点，但绝对有前途！拖拉机站迟早要改制，到时候分房子、股份，那可都是真金白银！＂大伯母一边说，一边往方丽丽碗里夹菜，＂你看现在多少人下岗啊，我们建国的工作多稳当！＂

方丽丽的眉头悄悄皱了起来。

＂丽丽啊，你看看我这弟媳，嫁到我们王家，多享福！县城有房，日子过得多滋润！家里还有电风扇呢，夏天多凉快！＂大伯母一指我，＂你要是嫁给建国，保证比她过得还好！＂

婆婆在桌下轻轻踢了大伯母一脚，但大伯母像是打开了话匣子，说个不停。

＂再说了，你在邮电局上班，多体面啊！跟我们建国多般配！你们结婚，我出三百块钱，再添一台＇金鱼＇牌收音机，包你满意！＂

餐桌上一阵尴尬。建国脸红得像猴屁股，低着头不敢看方丽丽。那顿饭吃得我如坐针毡，方丽丽找了个借口匆匆告辞，之后再也没联系过。

＂我就说嘛，这种城里姑娘，哪能看得上咱们农村出身的。＂大伯母说话更难听了，＂都是秀英瞎操心，害得建国白白受罪！＂

我原想这事就这么过去了，谁知大伯母今天突然上门来要＂赔偿＂。

＂你们王家媳妇，婆婆给小叔子说媒不成，害得我儿子名声扫地，损失这么大，三千块不过分吧？＂大伯母盯着我，眼里像是要冒出火来。

婆婆站在一旁，脸色发白，手里攥着一块已经洗得发白的手帕，是建国小时候送她的母亲节礼物。

＂桂香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，巧云和建民也不容易。＂婆婆轻声说。

＂你别插嘴！＂大伯母厉声道，＂要不是你非要给建国张罗，他也不会这么难堪！现在全村都知道我儿子五次相亲都失败了，这脸往哪搁？＂

建民想说什么，被我拦住了。我知道，他脾气急，说出来的话可能会伤了这段亲情。

夏天的午后，蝉鸣声不绝于耳，热气从窗外涌进来，让人喘不过气。我看着婆婆疲惫的脸，心里一阵酸楚。

自从嫁到王家，我没少听村里人说闲话。有人说我＂运气好，嫁给了老实人＂，有人说婆婆＂偏心，对小儿媳妇好＂。这些话，我都不在意，因为我知道婆婆是真心待我好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。

＂大伯母，咱们算算这笔账。＂我深吸一口气，拿出纸笔，＂相亲五次，茶钱、酒钱、礼品钱，婆婆花了六百多。介绍人红包，二百五。来回车费，七十多。这些都是婆婆自己掏的，一分没让建国出。＂

我一边说，一边在纸上写下具体数目。婆婆从来没向家里要过这些钱，都是从她自己积攒的养老钱里掏的。

＂那是她自愿的！＂大伯母嗓门高了八度，像是炸开了锅。

＂再说了，建国相亲失败，难道全怪婆婆？＂我抬起头，直视大伯母的眼睛，＂第一次，人家姑娘嫌他工作不好；第二次，是建国自己说话结巴，把人家姑娘吓跑了；第三次，建国没穿您给他买的新衣服，穿了一件满是油渍的工作服；第四次，您非要跟着去，结果说他从小就尿床，把人家吓跑了；第五次，方丽丽明明对建国有好感，是您非要吹嘘什么＇改制分房＇，人家一听就知道是忽悠。＂

我一口气说完，客厅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。墙上的挂钟＂嘀嗒嘀嗒＂地走着，像是在为我打节拍。

＂你你胡说！＂大伯母脸涨得通红，像是熟透的柿子。

这时，堂哥建国推门进来，原来他一直站在门外听着。他穿着厂里发的蓝色工装，手上还有没擦干净的机油，一进门就给了婆婆一个拥抱。

＂妈，巧云说得对。＂建国难得说了一句完整的话，没有半点结巴，＂不是婶子的错，是我自己不争气。＂

婆婆的眼圈红了，默默走到建国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她的手上满是老茧，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对儿子的疼爱。

＂傻孩子，你怎么不争气了？是那些姑娘没眼光，看不出我儿子的好。＂婆婆擦了擦眼角，＂你看你，多好的孩子，踏实肯干，不偷不抢，将来一定能找到好姑娘的。＂

屋外，一群孩子追逐打闹，欢声笑语传进屋里，与屋内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。

＂妈，巧云媳妇说得对，您别操心了。＂建国摸了摸鼻子，＂我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来。＂

大伯母站在一旁，脸色变了几变，最后悻悻地走了，临走还是不忘放一句狠话：＂早知道就不让你娘操这个心！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好吗？非要去丢人现眼！＂

婆婆送她出门，脸上挂着惯常的笑容，仿佛刚才的不愉快从未发生过。

我知道，这就是婆婆的处世哲学——＂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＂。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亲情比什么都重要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。初夏的风带着槐花的香气，吹散了白天的闷热。

邻居家的收音机里传来《东方红》的旋律，几个老人围在一起，一边听着广播里的《新闻联播》，一边摇着蒲扇。村口的大喇叭里，播报着今天的生产队工分结算情况。

几个孩子在不远处放着风筝，蹦蹦跳跳的，像一群快乐的小鸟。

＂媳妇，你今天能站出来，妈心里真高兴。＂婆婆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慈爱。

＂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＂我说着，给婆婆递了一杯凉白开，＂您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，我心里都看在眼里。＂

＂建国，你放心，婶子不会放弃的。＂婆婆转向建国，轻声说，＂咱们王家人，讲究个诚心待人，总会遇到懂你的姑娘。＂

建国点点头，第一次露出了腼腆的笑容。脸上的雀斑在夕阳的映照下，显得格外可爱。

＂婶子，其实县医院的小刘，上次来修拖拉机，问了我好几回＂建国摸着头，像个害羞的孩子。

＂哪个小刘？＂婆婆眼睛一亮。

＂就是就是上次发烧我送您去医院，给您打针的那个护士。她说她说我人挺老实的，问我有没有对象。＂建国的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。

院子里响起了一阵笑声，比槐花更甜。

＂怎么不早说呢？＂婆婆佯装生气，却掩不住眼里的喜悦，＂这么好的姑娘，可不能再错过了！＂

＂我我不好意思说。＂建国低着头，脚尖在地上划着圈。

婆婆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眼里满是期待，＂明天我就去医院看看这个小刘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姑娘！＂

＂妈，您别去！＂建国急了，＂我我自己来。＂

＂好好好，你自己来。＂婆婆连连点头，眼里却闪着狡黠的光，我知道，她肯定会想办法去＂考察＂的。

就在这时，院子里走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是大伯母王桂香。她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，脸上的表情比下午缓和了许多。

＂秀英，你们吃了吗？＂大伯母硬着头皮问道。

＂吃了吃了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正在纳凉呢。＂婆婆一点都没提下午的事，热情地招呼她坐下。

大伯母扭扭捏捏地坐在木凳上，从编织袋里拿出一盒＂大白兔＂奶糖，递给婆婆，＂这是这是我从县城带回来的，你们尝尝。＂

我知道，这是大伯母的道歉方式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一盒＂大白兔＂奶糖可不便宜，要两块多钱呢，顶一个普通工人小半天的工资。

＂好好好，正好给孩子们解解馋。＂婆婆接过奶糖，拆开盒子，给每个人分了一颗。

大伯母看了看建国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开了口：＂建国啊，妈今天是气糊涂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＂

建国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：＂没事，妈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。＂

大伯母松了一口气，脸上的表情也轻松了许多。她看着婆婆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歉意：＂秀英，我这人就是嘴上没把门的，心直口快，你别往心里去。＂

婆婆笑着摇摇头：＂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放不下的？＂

夜色渐渐深了，星星像撒在黑色天鹅绒上的碎钻，闪闪发光。槐树下，我们说说笑笑，谈论着村里的琐事，建国工作上的趣事，还有县医院那个叫小刘的护士。

＂要我说啊，＂大伯母插嘴道，＂护士多好啊！工作稳定，懂医术，以后孩子生病了也不怕。建国，你可得抓住机会！＂

建国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，眼里有了久违的神采。

这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建国和那个素未谋面的小刘幸福的未来。也许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家又要添一个新成员了。

人这一辈子，家长里短的事，看似琐碎，实则最见人心。正如婆婆常说的：＂家和万事兴，一家人别为了这点事伤了和气。＂

坐在槐树下，望着婆媳俩说说笑笑的样子，我忽然明白，亲情不在血缘的深浅，而在心与心的距离。

槐花香，星光淡，一家人在这夏夜里，找到了各自的归属和幸福。

夜深了，蛐蛐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像是在为这个家庭唱着安眠曲。我知道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只要家人在一起，就能找到前行的力量。

日子，就这样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中，慢慢地流淌着，温暖而又踏实。